毋庸置疑，智慧養老綜合體的興起在有效整合實踐中相對分散的養老服務資源、及時回應老年人生活中的各方面需求、優化統籌養老服務流程、提高養老服務供給效率等方面具有很多傳統養老服務方式無法比擬的優勢，同時還推動了經濟、科技、社會的**發展成果快速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不斷促進我國養老服務業的轉型升級。

但正如硬幣具有正反兩面，智能信息技術應用于養老服務面臨著對人性化需求考慮不足的挑戰，人工智能嵌入民生改善也將導致社會治理存在從“數字民主”滑向“技術利維坦”的潛在風險。

01 安全風險

智慧養老綜合體 養老是在“互聯網+”時代背景下對傳統養老服務業改造、創新的產物，實踐中，養老服務目標的實現始終離不開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高新科學技術的應用與普及，技術在為養老服務產業帶來巨大發展機遇，為服務用戶提供諸多生活便利的同時也面臨著很多新的挑戰。

**，大數據的運用可能會帶來個人信息泄露的風險。

目前國內個人信息管理極不規范，存在個人信息不準確、統計數據模塊標準不統一以及個人信息泄露嚴重等狀況，老年人由于對個人信息重要性和管理方式認識不足，個人信息安全防范意識差，私人資訊遭泄露的風險更加嚴重。同時，由于數據資源共享存在制度壁壘，很多個人信息被重復、過度采集，以及對現有數據信息缺乏有效分析、科學整合處理的現象也在智慧養老服務開展中非常普遍。

，信息不對稱狀態下智慧養老服務供給存在道德和法律風險。

實踐中，由于缺乏規范的制度約束、質量監管和系統的評估標準，某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許多智慧養老綜合體項目很可能淪為假借養老服務之名行商業運營之實的政策投機者，它們既沒有搭建**意義上的智慧養老技術平臺，也沒有下功夫認真研究過老年人群**切實的養老服務需求，僅僅是對養老服務傳統做法的智能化包裝。

更有甚者，一些智慧養老綜合體工程純粹是利用老年人群疏離信息技術和社會支持網絡弱化的劣勢，迎合老年人追求身體健康、精神愉悅和貪占便宜的社會心理，放大政府鼓勵養老服務發展的政策效應，實質上蛻變為兜售老年**的無良商家。

而且，由于智慧養老服務提供過程中存在信息技術方面的專業門檻，供需雙方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性，很多“深陷”其中的老年人反而表現出欣然接受之態并對投資者報以寬容和理解，使得高科技“騙”老頗有大行其道之勢。

02 倫理風險

眾所周知，家庭在中國文化中尤其重要，它是構成社會有機體的基本單元，是社會秩序穩固的根基。家庭成員面對面的交流和照護具有不可替代的倫理意義，這也是在任何國家、任何時期家庭成員在老年人的養老生活中都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核心與關鍵。

同樣地，“智慧養老”不能取代人工服務，而智能化技術設備和虛無縹緲的系統無疑是冷冰冰的，不具有人文溫度，很難產生心靈的溝通。而且對大多數中國老年人來說，他們所接受的新技術系統及其提供的服務很多時候是無奈的、被動的。這就預示著老年人實際獲得的服務可能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改善。而且，在智慧養老綜合體中過多地應用新技術和服務還可能引發一些倫理和法律問題。

有學者認為老年人的身體風險具有突發性特點，當前**護理服務的滯后性容易引發生命安全事故，主張利用智能設備、互聯網傳導技術等手段將老年人的身體安全監控前置，建立老年人與監護人、社區、醫護方實時共享的網絡系統，提高對老年人的安全保護。的確，科學技術的進步很容易實現技術操作者的工具理性，但應用于養老服務過程時，稍有不慎可能就會帶來對老年人自由、隱私、尊嚴、體面的忽視與觸碰，產生人際倫理問題。例如，老年人智能監控與自動處置系統也一度風靡市場，但如果在技術系統主動處置過程中發生“機器失誤”，誰來負責？如何負責等？基礎之問尚無答案。可見，缺乏人文情懷的技術運用極有可能引發新的倫理悖論與法律困境。

03 公平性風險

在當前新媒體環境下，作為“信息貧困者”的父代老年人本身就面臨較大的反向社會化壓力，即在網絡社會，知識的傳遞、更迭速度加快，老年人由于不熟悉新媒體，掌握的信息資源遠遠不如中青年人群，借此子代獲得了知識反哺的話語權，徹底動搖了父代作為知識主體的地位。

智能化技術的應用的確為老年人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囿于信息知識的有限性，老年人面對種類繁多的智能化產品和鋪天蓋地的網絡信息，自我效能感可能反而在下降，甚至出現挫折感、恐慌感、信息焦慮感等亞健康心理癥候。加之中國現有的智慧養老綜合服務運作模式主要是基于商業化、經濟化的探索，其項目形式繁縟，且大多都是依托地產開發，產業園區建設而建設，面對的是具有較強選擇能力的特殊老年群體，項目規劃伊始就以追求經濟效益為目標，大多數老人，尤其是城市低收入老人群體和農村老人容易受到社會排斥，增加社會分化的風險。

此外，受我國歷史上形成的城鄉二元社會的影響，在福利服務資源較為豐富的城市地區較容易依托智慧養老綜合體模式實現老年人養老需求與服務提供者之間的迅速匹配，而在農村或人口較少的鄉鎮，由于居民居住分散和相關社區配套服務資源短缺，這一模式則很難得以普及和有效發揮作用。

因此，信息化智慧養老服務平臺的運用很可能帶來城鄉老人享用養老服務資源方面的不平等。可見，在迅速發展的網絡社會，作為“互聯網+養老”實踐形式之一的智慧養老綜合體模式在實際運行中探索如何借助科學技術的力量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實現科技工具與作為主體的“人”的和諧統一，盡量避免精英老人與普通老人之間在養老服務資源獲取上出現的“馬太效應”也是當前面臨的現實挑戰之一。